遺山園。張存良攝
歷史總讓人惦記，也從未走遠。今天所要探訪的是忻府區韓巖村遺山園。
園中粉墻灰瓦，正面一座元好問雕像高大挺立，西面為墓園，東面為野史亭。走進大門，赫然映入眼簾的便是矗立在高臺石基之上，看似尋常的六角小亭。青磚黛瓦、木質門柱，門楣上的“野史亭”三字以及兩側所題寫的楹聯文字，雖歷經風霜卻依然遒勁有力。凝視著元好問先生雕像，思緒回到了那個八百多年前的時代。
少年神童，問情詞作
1205年，十六歲應試趕考的元好問行走在通往并州（今太原）的汾河邊上，聽一位捕雁者說，天空中一對比翼雙飛的雁，其中一只被捕殺后，另一只從天上栽了下來，殉情而死。
元好問向捕獵者買下這一對大雁，把它們葬在汾河邊，取名為“雁丘”。此時的元好問，在感悟一雙大雁“生死相許”之情后，詩情奔涌而出，遂留下了一首《摸魚兒·雁丘詞》。
“問世間、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許！”這一聲對生命與愛情的終極叩問，將動物世界的生死相隨升華為人類愛情主題的精神圖騰，最終化作一道永不消逝的星光，穿透時空的阻隔，被數百年來無數癡情男女反復吟詠。這種情感共鳴，揭示了人性深處最隱秘的渴望：在心靈的荒原上，我們都期盼著那只愿意為自己停留的飛鳥。
然而這個被捧為“天降文曲星”的少年，從二十歲出頭一直到去世，一輩子都在戰亂中度過，人生軌跡始終伴隨著顛沛流離。
大廈將傾，寫史明志
元朝是我國歷史上由蒙古族建立的統一王朝。1206年，“一代天驕”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帝國，其后元世祖忽必烈即位改稱“大元”，建立元朝。1214年，蒙古大軍直搗忻州，踏破城池、搗毀民居，百姓死于兵禍。金宣宗被迫從中都（今北京）逃往汴京（今開封）。這次戰火，元好問的兄長元好古也不幸遇難，年僅29歲。
1232年年初，蒙古軍圍攻開封。金哀宗眼見四面楚歌，金國危如累卵，于是率部分軍隊突圍，尋求活路。1233年，留守西面的元帥崔立捕殺大臣，脅迫文武大臣叛變投敵，元好問也做了蒙古軍的階下之囚。當時，他可以有三種選擇，一是降蒙，或是殉金，再或入宋。元好問經過內心苦苦掙扎，這三者都沒有選。
因為他的遠祖是鮮卑拓跋人，至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其遠祖元結，早已深受漢文化影響。“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北宋的張載一語道破了讀書人的精神信仰：不是為了考取功名的投機取巧，也不是賣國求榮的飛黃騰達，而是為了天地正義的堅守，為了往圣絕學的弘揚。為此，元好問繼承了寫史明志的古代文人傳統，走上了一條比忠于一朝一姓更高的忠于中華文化的人生道路。在他看來，惟有文字、惟有史書，才是記錄文化、記載文明的有效載體。
野史亭。張存良攝
風雨如磐，野史亭修史
1239年的秋天，天命之年的元好問拖著疲憊的身軀回到了故鄉忻州。此刻的他，早已不是那個意氣風發、志得意滿的“元才子”，而是一個歷經國破家亡、飽嘗世態炎涼的金朝遺民。
盡管如此，元好問還是懷著知識分子的責任使命，在自家院落中搭建了一座簡陋的草亭，命名為“野史亭”，開始了長達十余年的修史生涯。如今的野史亭是民國時期重建后的模樣。但從元好問《野史亭雨夜感興》的詩句中，我們依然能夠感受到他當時那樣的孤寂與堅韌：“私錄關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盡力不易舉。衰遲私自惜，憂畏當誰語？展轉天未明，幽窗響疏雨。”在宋金元的歷史縫隙中，一位老者在鄉野伏案疾書，窗外疏雨敲打著草亭。元好問以驚人的毅力，開始了漫長的修史過程。每每搜集到有價值的史料，就用小楷記錄在寸紙之上，寫滿若干張之后，就捆成束。就這樣，那些散落在民間的記憶碎片，被他小心翼翼地收集起來，終于寫出了一部上百萬字的《壬辰雜編》和匯集北方254家詩作的《中州集》。
野史亭中的孤燈，最終照亮了整部金史，也成為二十四史中一顆耀眼的明珠。當后人翻閱《金史》，發現其中大量內容源自元好問的著述時，才真正理解了他的苦心孤詣。魯迅先生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元好問便是這樣的人。
歷代修繕，文化記憶賡續
1257年九月初四，一代文壇巨星元好問隕落在太行下的河北獲鹿（今石家莊市鹿泉區），享年六十有八，后歸葬忻州，走完了他的傳奇一生。從此以后，野史亭與他的墓地一同靜臥在韓巖村北的土地上。令人感慨的是，這座簡陋草亭，卻在之后的歲月里經歷了七次重大修繕。
元代的兩次修繕奠定了野史亭作為文化遺存的基礎。至元十九年(1282年)，元好問的學生魏初、姜彧作為元代名臣任職山西，專門來到忻州拜謁并立“詩人元遺山之墓”碑，碑文中特別提到元好問臨終遺愿：“某身死之日，不愿有碑志也，墓頭樹三尺石，書曰：詩人元遺山之墓，足矣。”這一細節耐人尋味，其實以“詩人”自稱的元好問，歷史貢獻遠超詩壇。大德四年(1300年)，元好問長子元拊、次子元振刻立郝經所撰墓志銘碑，進一步確立了野史亭的歷史地位，墓地也成為后世瞻仰的圣地。可以說，元代統治者對這位前朝遺民的尊崇，體現了文化記憶超越政治更迭的生命力。
清代的三次修繕賦予了野史亭更為宏大的文化意義。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忻州知州魯潢秉山西布政使朱硅之命首次以官方名義修葺元墓；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忻州知州汪本直又進行了大規模重修。這次不僅重建野史亭，置辦墓田，還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征詩題吟”活動，吸引了當時的文化名流參與。整場活動將元好問從地方先賢提升為全國性的文化象征，野史亭也從一處紀念場所轉變為文化交流的空間。同治六年(1867年)，忻州知州戈濟榮將野史亭從原址遷移至路南，并擴建墓園，他在碑記中寫道：“戈仙舟贊汪公詩曰：茲舉堪千古，伊誰繼后塵。今日之舉，后先輝映矣！”這句話生動揭示了清代士人已經把修繕野史亭作為傳承文化道統的神圣使命。
民國時期的兩次重修凸顯了鮮明的文化救亡色彩。民國4年(1915年)，忻縣知縣陳時雋對元墓進行簡單修葺；民國13年(1924年)地方名士陳敬棠主導了大規模重修。時值軍閥混戰、國勢衰微之際，陳敬棠等人擴建野史亭，新建“青來軒”“捐款題名室”，鐫刻元好問墨跡、名人題詠，把這里打造成一個集紀念、教育、研究于一體的文化空間。特別值得關注的是，這次重修留下非常完備的十余塊碑銘，如陳敬棠《重修元遺山先生野史亭記》、郭象升《重修野史亭記》等，不僅記錄了修繕始末緣起，更表達了民國知識分子在亂世中堅守文化命脈的決心。野史亭在這一時期成為了文化救亡的精神堡壘。
進入新時代，忻府區委、區政府不僅落架重修了古建，更擴建了園區，新辟東西兩側碑廊，集元好問懷鄉詩數十篇以及論詩歌三十首，使這里成為綜合性的文化教育基地。這次修繕反映了當代社會對傳統文化價值的高度認可。
當我們在遺山園中漫步，看“青來軒”前花開花落，觀野史亭畔云卷云舒，仿佛能聽到歷史的回聲：那些為保存歷史火種而孤軍奮戰的身影，那些在風雨如晦中堅守文化命脈的志士，那些具有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的知識分子，正是他們共同鑄就了中華民族最為寶貴的精神基因。
精神不滅，滄桑古亭的啟示
野史亭的六角攢尖在晉北的風中輕輕顫動，那些被歲月磨洗得發亮的石階上，不知疊印過多少追尋者的足跡。當我們將目光從歷史的縱深中拉回當下，這座承載著八百年記憶的建筑，究竟能帶給我們怎樣的啟示？
以古為鑒、創新圖強，堅守中華文化立場，堅定文化自信和文化傳承，才能譜寫中華文化綿延不絕、生生不息的壯美詩篇。站在今天的視角回望，野史亭八百年來的存在意義已經超越了金元史學研究的范疇，不僅成為了“中華文明歷史意識”的象征，也成為了當今中華文化自信自強、生生不息的最好表達。在這個意義上，每一次對野史亭的修繕，每一次對元好問的紀念，更是一種精神傳承，都是對文明記憶的一次喚醒，都是對歷史擔當精神的一次重申。
野史亭雖小，卻承載著最為深沉的文化記憶；元好問雖逝，但他的精神從未消失。在這座不起眼的六角亭前，我們仿佛看見八百年前的孤燈依然亮著：那不是對逝去時代的哀悼，而是照亮文明前路的星火。（李志峰）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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