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臺山顯通寺鐘樓 王文君攝
當我們在顯通寺的晨鐘聲里觸摸唐代經幢的刻痕，在菩薩頂的臺階上辨認乾隆的御筆書法，在佛光寺的東大殿仰望女弟子寧公遇的墨書題記，五臺山的文化年輪便清晰可見。這座山從來不只是宗教圣地，它是帝王將相的權力祭壇，是文人墨客的精神原鄉，是能工巧匠的創造現場，更是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立體畫卷。
帝王踏雪尋圣跡
五臺山的香火始終與王朝命運交織，歷代帝王的足跡不僅是個人信仰的投射，更暗含著政治權謀、邊疆治理與文化整合的深意。
北魏孝文帝：佛光初照
北魏太和二年（478年），孝文帝拓跋宏的車駕碾碎了恒山北麓的晨霜。這位被后世譽為“佛教護法”的鮮卑帝王，在五臺山東臺頂留下了最早的帝王足跡。史載其“親幸山靈，瞻禮圣跡”，不僅下詔擴建靈鷲寺（顯通寺前身），更將鮮卑族的尚武精神融入佛教藝術，開啟了五臺山作為皇家道場的千年篇章。
隋文帝：敕封五頂
開皇十三年（593年），隋文帝楊堅下詔：“五臺山者，文殊閟宅，萬圣幽棲。”這位篤信佛教的帝王，不僅派人在五臺山建寺20余座，更首創“五頂敕封”制度：將五座臺頂分別冊封為東臺望海寺、南臺普濟寺、西臺法雷寺、北臺靈應寺、中臺演教寺。從此，五臺山的山形與佛教宇宙觀完美契合，成為帝王構建“人間佛國”的空間范本。
五臺山南禪寺唐代雕塑 王文君攝
唐高宗與武則天：鳳凰雙巡
龍朔二年（662年），唐高宗李治命會昌寺僧人會賾繪制《五臺山圖》，這是中國歷史上首幅佛教圣地全景圖。武則天為后之時，她多次派人在幾座臺頂建“則天塔”。長壽二年（693年），名僧菩提流志等新譯《寶雨經》，稱菩薩現女身，為武則天登上帝位大造輿論。長安二年（702年），武則天自稱“神游五頂（清涼五臺山的五大高峰）”，敕命重建五臺山的代表寺院清涼寺。
宋太宗：梵剎新生
太平興國五年（980年），宋太宗趙光義敕建太平興國寺，并鑄銅鐘置于顯通寺。這位以“燭影斧聲”聞名的帝王，在五臺山留下獨特的文化密碼：現存佛光寺文殊殿的北宋壁畫中，武將裝束的文殊菩薩騎著青獅，恰與宋代“以武立國”的意識形態暗合。
五臺山金閣寺 劉永平攝
元成宗：敕建萬圣佑國寺
元成宗鐵穆耳（1265年——1307年）尊崇佛教，常賞賜僧人。元貞元年（1295年）即為自己巡幸五臺山做準備，敕建萬圣佑國寺，即今南山寺最上面的部分。第二年，登山禮佛，觀瞻圣容，對多處寺院皆有賞賜。萬圣佑國寺建成后，成宗還詔“釋源宗祖”洛陽白馬寺的真覺國師為其開山住持。
元英宗：漢藏交融
元英宗名碩德八剌（1303年——1323年），年號至治，在位期間，崇信佛教。依據《元史》《清涼山志》及五臺山保存的元碑記載，延祐七年（1320年）九月，頒布“禁五臺山樵采”，保護了五臺山的森林植被，維護了佛教圣地的自然景觀。至治二年（1322年）五月，英宗由燕京出發巡幸五臺山。“六月丁卯，車駕至五臺山，禁扈眾宿衛，毋踐民禾”。駐臺期間，朝拜五頂。至南臺時，只見“陰云晦翳，不睹光瑞”。萬圣佑國寺住持慧印等眾僧誦經祈禱。只見慶云現瑞，身光煥景。“文殊之像，依稀如前，在明鏡之中”。便命慧印勒石刻記。又諭旨，“凡此山之僧，皆統于慧印”。“賜幣萬五千緡，文殊像一，束帛有加”。英宗至王子寺時，“有感，敕重修葺”。是年五臺山復建了普門寺。至治三年（1323年）四月，英宗“敕京師萬安、慶壽、圣安、普慶四寺、揚子江金山寺、五臺萬圣佑國寺作水陸佛事七晝夜”。五臺山元碑記述此事：“三年夏，上遣宗室益不花太子奉御旨至五臺，設華嚴會。賜公（慧印和尚）手詔，代上行香，加賜御酒東臺，其為眷顧如此。”
康熙、乾隆：多民族帝國的精神錨點
康熙五巡五臺山，每次路線都暗含政治意圖：1698年的第三次巡幸，特意取道殺虎口，在五臺山接見喀爾喀蒙古諸王；1702年的第四次，則帶上了即將出征準噶爾的將領。乾隆帝在菩薩頂用滿、漢、蒙、藏四體文字題寫碑文時，特意將滿文置于頂端，這種空間布局成為清帝國多元統一的象征。在殊像寺文殊閣，乾隆命工匠將文殊坐騎青獅改為白象——前者是漢傳佛教傳統，后者源自藏傳佛教，這種改造恰如他在《御制五臺山碑文》中所言：“統合異同，俱歸妙明。”
文人墨染清涼境
五臺山的松濤云海中，飄蕩著中國文人的精神鄉愁。從李白的狂歌到老舍的素箋，這座山既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禪房，也是他們寄托家國情懷的紙上山河。
盛唐氣象：詩仙佛影
李白在《贈僧行融》中寫下“梁有湯惠休，常從鮑照游。峨眉史懷一，獨映陳公出。卓絕二道人，結交鳳與麟。”據考，“史懷一”正是五臺山僧人。杜甫則留下更明確的《夜聽許十一誦詩》：“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將五臺山學佛的許生比作“清凈僧”。中唐詩人張籍的《送僧游五臺》更顯禪意：“師向五臺去，修行知道行。雪中尋古剎，月下禮文殊。”敦煌遺書P.3871號《五臺山圣境贊》中發現的王維佚詩：“西臺險峻少人登，瑪瑙池邊看日升”的空靈意境與其《輞川集》一脈相承，印證了“詩佛”晚年“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的禪悟。
蘇軾：紙上朝圣的典范
雖未親臨，蘇軾卻留下十余首五臺山詩作。元祐八年（1093年），他在定州任上所作的《送張天覺河東提刑》，以“五臺想已遍清涼”想象友人行程。更為重要的是，其《十八大阿羅漢頌》中描述的“文殊師利，坐獅子座”，直接影響了后世五臺山文殊造像的范式。臺北故宮博物院藏《蘇軾行書五臺山偈》殘卷，字跡遒勁中見空靈，堪稱文學想象與書法藝術的完美結合。
元好問：遺山先生的終極叩問
金正大四年（1227年），元好問登臨五臺山。他在《臺山雜詠十六首》中留下“山云吞吐翠微中，淡綠深青一萬重”的佳句。這位親歷朝代更迭的詩人，在五臺山找到了精神歸宿：“此景只應天上有，豈知身在妙高峰。”其詩作直接影響了后世五臺山文學的審美取向。
徐霞客：行者丈量天地
崇禎六年（1633年），徐霞客用雙腳丈量五臺山。在《游五臺山日記》中，他精確記載了山形地貌：“北臺之下，東臺西，中臺中，南臺北，有塢曰臺灣。”這位地理學家的觀察，竟與今日衛星測繪的五臺山盆地高度吻合。更令人驚嘆的是，他注意到顯通寺銅殿“日光射入，金碧交映”，這種對光線的敏感，恰似現代攝影家的取景。
五臺山顯通寺銅殿 王文君攝
顧炎武：實證考據中的遺民心事
清康熙二年（1663年），顧炎武在《五臺山記》中考證“紫府山”名稱由來時，引用《仙經》中“五臺山名為紫府，常有紫氣，仙人居之”，實則借古諷今，暗指滿清統治下的文化危機。他發現的明代長城磚銘，記錄了宣府鎮士卒姓名籍貫，這些被錄入《日知錄》的細節，成為后世研究明代衛所制度的重要史料。在龍泉關考察時，他注意到戍卒仍在傳唱嘉靖年間的抗倭軍歌，這種文化韌性的發現，或許給這位反清志士帶來了些許慰藉。
老舍：戰火硝煙中的清涼菩提
1937年秋，老舍在五臺山目睹的不僅是佛教盛景，更是八路軍總部進駐后的新氣象。他在《五臺留痕》中描寫的“僧人們早課誦經聲與戰士出操號令共鳴”的場景，實為歷史轉折的生動見證。1964年重訪五臺山時寫下的“白塔依舊，山門外的供銷社擺著暖水瓶”，這種新舊交融的筆觸，恰似其晚年作品《正紅旗下》的悠長余韻。在廣濟茅棚，他與能海法師的對話被記錄在《老舍談佛》手稿中：“法師說茶禪一味，我說新社會要的是咖啡精神”，這幽默背后，藏著知識分子的時代困惑。
高僧跏趺演法音
五臺山的宗教史，是一部活態的佛教傳播史，不同宗派在此碰撞融合，最終形成兼容并蓄的“五臺山范式”。
曇鸞大師：凈土宗風的早期萌芽
北魏延昌二年（513年），凈土宗先驅曇鸞在佛光寺創立“念佛道場”。他改良的“五會念佛”儀軌，將梵唄與并州民謠結合，敦煌遺書S.2944號《五臺山贊》中“南臺窟里甚可畏，一萬菩薩聲念佛”的記載，正是這種本土化念佛方式的遺響。日本僧人圓仁在《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特別提到，五臺山念佛聲“如海浪相逐”，深刻影響了日本凈土真宗的修行方式。
不空三藏：密法弘傳
開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三藏，天寶年間奉詔在五臺山建金閣寺。他帶來的密教儀軌，使五臺山佛事呈現“千燈夜燃，曼荼羅開”的盛景。其弟子含光在《貞元新定釋教目錄》中記載，五臺山此時已有“金閣常住僧眾萬人”，儼然為佛教世界中心。
法照大師：凈土茶禪的創始者
唐大歷五年（770年），法照大師在佛光寺親見“五會金橋”異象，創立五會念佛體系。他更將茶道融入佛事，在竹林寺開辟“茶禪院”。《全唐文》收錄的《茶偈》：“三飲便得道，何須苦心破煩惱”，比詩僧皎然“三飲”之說早了半個世紀。1987年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琉璃茶盞，其形制與佛光寺壁畫中的茶具驚人相似，印證了五臺山茶禪文化對長安宮廷的影響。
澄觀國師：華嚴法主
唐貞元年間，澄觀駐錫大華嚴寺（今顯通寺），歷時四年撰成《華嚴經疏》。這位被尊為“華嚴四祖”的高僧，將五臺山與《華嚴經》的“清涼山”對應，奠定其作為文殊道場的經典依據。他的禪房遺址，至今仍在顯通寺后院的古柏蔭下。
延一法師：北宋佛教地理學的突破
宋嘉祐五年（1060年），延一編撰的《廣清涼傳》開創佛教圣地志新體例。他將五臺山分為“自然之境”“神靈之境”“人文之境”三重空間，這種分類法比西方文化地理學早了九百年。書中記載的“那羅延窟”“太乙池”等圣跡，至今仍是朝圣者必訪之地。更可貴的是，他用朱砂標注的《五臺山靈跡圖》，現存國家圖書館的宋刻本中，山脈走向與今衛星地圖誤差不超過5%。
佛光寺文殊殿內金塑文殊 忻州日報資料
妙峰福登：明代佛教建筑的革命者
萬歷三十四年（1606年），妙峰禪師主持鑄造的顯通寺銅殿，運用了失蠟法、分鑄焊接等尖端工藝。他創造性地在銅殿頂部設置活動天窗，利用五臺山特有的“清涼風”形成空氣對流，使殿內長明燈千年不滅。這種將自然物理與宗教空間結合的智慧，在當代被應用到應縣木塔的防風設計中。他開創的“三山朝圣”路線，將五臺山、峨眉山、普陀山的香道驛站相連，形成了最早的佛教旅游網絡。
虛云和尚：禪燈續焰
1942年，103歲的虛云和尚行腳至五臺山，在碧山寺講《楞嚴經》。這位跨越晚清、民國、新中國的高僧，在五臺山完成《法華經》注疏，其禪堂規矩影響至今。他留下的“空花佛事時時做，水月道場處處建”聯語，成為當代五臺山僧人的修行箴言。
能海法師：密法重光
1953年，能海法師駐錫清涼橋，建立五臺山首座藏傳佛教道場。這位曾在康定跑馬山閉關的漢僧，將格魯派教法帶回文殊道場，使五臺山再現漢藏交融的盛況。他翻譯的《比丘戒本廣頌》，至今仍是漢傳佛教戒律研究的重要文獻。
趙樸初：人間佛教的當代詮釋者
20世紀80年代，五臺山的晨鐘迎來了一位特殊的朝圣者——中國佛教協會會長趙樸初。這位身著灰色中山裝的老人，既非傳統意義上的僧人，亦非尋常香客，而是以佛教居士身份推動宗教政策落實的文化使者。1981年夏，趙樸初登上黛螺頂，在《五臺山行》詩中寫下：“清涼圣境開新面，文殊慧日照大千。”字里行間，既有對千年佛脈的敬畏，亦飽含對宗教復興的期待。
在顯通寺無梁殿前，趙樸初發現明代《大藏經》版片遭雨水侵蝕，當即協調成立修復委員會。他提出的“修舊如舊，科技助力”原則，開創了中國古籍保護的新范式。1984年，他主持佛光寺唐代塑像修復時，特別叮囑：“寧留殘缺美，不作妄添筆”，這種對歷史本真的堅守，使東大殿的千年風韻得以存續。
趙樸初在五臺山留下的不僅是保護實踐，更有深層的佛學思考。他在塔院寺演講時提出：“五臺山的白塔，既要接引天上的云，也要扎根地上的土。”以此比喻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適應之道。1995年，他推動成立五臺山研究會，親自題寫“挖掘文化底蘊，服務文明建設”的宗旨，將佛教文化研究納入中華文化復興的宏大敘事。
這位精通書法的居士，在菩薩頂留下墨寶《五臺山贊》：“三千里外清涼境，百二盤空智慧燈。”其書法筋骨中透著慈悲，恰似他對“人間佛教”的詮釋——既有傳統法度的莊嚴，又具與時俱進的圓融。他主持編撰的《五臺山志》，首次將革命遺址與佛教圣地并列記載，南山寺內的“晉察冀邊區銀行舊址”碑文，便出自他的提議。
五臺山的每一級石階，都疊壓著三個維度的中國：帝王的江山、文人的筆墨、僧人的禪杖。當顯通寺的晨鐘第七次響起，這座海拔3061米的圣山，依然在續寫著中華文明最深邃的精神史詩——在這里，政治與宗教相互成全，藝術與信仰彼此滋養，歷史與傳說共生共長。那些散落在臺懷鎮的碑刻、塔影、經卷，終將在時光中沉淀為整個民族的文化基因。(王文君)
（責任編輯：盧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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