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由青藏高原巴顏喀拉山啟程，深入中華腹地，蜿蜒五千多公里，從古到今，奔涌不息，締造著文明，流淌著歷史。黃河在中國版圖上大大地畫了個“幾”字，幾字彎及其周邊流域被稱為河套地區?，主要涵蓋內蒙古自治區、陜西、山西等省（區）。山西省河曲縣正好地處晉、陜、蒙能源金三角的中心地帶，東接偏關、五寨，南接岢嵐、保德，西北與陜西省府谷縣、內蒙古自治區準格爾旗隔黃河相望。
河曲自古有“陜東重鎮，晉右嚴疆”之稱，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明代統治者為了抵御北方少數民族入侵，沿黃河東岸石梯隘口修筑起長城，作為拱衛京師的最后一道防線。此外這里水運發達，明清時期是河套地區糧、油、鹽、皮毛的進出口集散貿易中心。在從明朝中期至民國初年的四百余年間，無數山西人背井離鄉，從河曲西口碼頭渡河到關外謀生，這便是今天人們常說的“走西口”。到了清代，康熙三征噶爾丹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對“走西口”產生了重要影響。
準噶爾部是厄魯特蒙古的分支，明清之際興起于巴爾喀什湖以東伊犁河一帶。康熙十七年（1678年），噶爾丹為割據西北、統治蒙古諸部，在俄國政府的慫恿支持下，興兵進攻喀爾喀蒙古土謝圖汗部。又借口追擊土謝圖汗部余眾，進軍內蒙古烏珠穆沁地區，與清王朝發生直接軍事沖突。康熙帝為確保邊疆安定，三次親征漠北。
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的烏蘭布通之戰，噶爾丹借口追擊喀爾喀，率兵自庫楞湖沿大興安嶺西麓南下，兵鋒指向北京。清廷命理藩院尚書率兵抗擊，失利于烏爾會河，又發兵采取分進合擊的方略，康熙帝親率禁旅進駐博洛和屯督軍。據傳教士張誠的記載，雙方當日以大炮火槍互轟開始，激戰數日，雙方士卒多次肉搏，可見此戰之激烈。最終清軍大破噶爾丹以萬余駱駝組成的防御營地，噶爾丹敗歸科布多，伺機而動。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之戰，是清軍擊敗噶爾丹軍的關鍵一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噶爾丹再次發兵攻打喀爾喀蒙古，隨后一路東犯，進抵巴顏烏蘭。同年年底，康熙決定再次親征討伐，徹底解決漠西蒙古之患。清軍一共兵分三路：東路由黑龍江將軍薩布素率兵越興安嶺西進；西路由撫遠大將軍費揚古、振武將軍孫思克率兵，分別自歸化、寧夏等地出兵，沿翁金河北上斷其退路；康熙帝親率中路軍，出獨石口經克魯倫河上游北上。三路大軍約期于克魯倫河一帶殲滅準噶爾軍。兩方相遇激戰，準噶爾軍未能沖破戰陣，腹背受敵，全軍崩潰瓦解，噶爾丹之妻被擊斃。清軍趁夜追殺，至特勒爾濟口方收兵，噶爾丹僅率數十騎逃走。
經過兩次大戰，噶爾丹集團土崩瓦解，康熙帝要噶爾丹投降，但是噶爾丹負隅頑抗。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康熙帝又帶兵渡過黃河親征。這時候，噶爾丹原來的根據地伊犁已經被其侄兒占領。他的親信聽說清軍來到，也紛紛投降，愿意做清軍向導。噶爾丹走投無路，就服毒自殺。
康熙第三次西征，大軍過居庸關進入山西，經大同、朔州、寧武、岢嵐抵達河曲地界，駐地官員帶領村民舉行了盛大的歡迎儀式。康熙帝見當地一片荒山禿嶺，寸草不生，不禁感慨萬千，隨口念出打油詩一首：“遠看和尚頭，近處沒看頭。山高露石頭，河水向西流。富貴無三輩，清官也難留。”征戰結束后，康熙帝啟程，班師回朝。沿黃河北上途中，鄂爾多斯王貝勒阿松勒布奏請開放封禁地，愿與漢人同種同墾，緩和矛盾糾紛，康熙俱如所請，下旨：“圣祖仁皇帝特允鄂爾多斯之請，以故河保營得與蒙古交易，又準河民墾蒙古地，歲與租籽。”自此，越來越多的河曲人、山西人背井離鄉。“走西口”打通了中原腹地與蒙古草原的經濟文化通道，帶動了北部地區的繁榮和發展。
“走西口”這一移民浪潮的發生，也讓河曲迎來了短暫的經濟大繁榮。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河保營（今河曲縣）已成商賈藝人云集交衢之地，人口急劇增加。據史料記載，從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到乾隆末年的一百余年間，河曲在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都實現了較快的發展，人民生活水平也得到顯著提高。“哥哥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實在難留，手拉著哥哥的手，送哥送到大門口……”這首著名的山西地方民歌《走西口》就是從河曲唱起來的。對那個年代的人們來說，“走西口”既是對命運的挑戰，也是對新環境的開拓，過程固然艱辛，可是勤勞智慧的人們還是走出了一片新天地，開啟了山西“海內最富”的輝煌時代，極大地改變了山西與內蒙古地區的發展進程。（劉喜才）
（責任編輯：盧相汀）
晉公網安備 14090202000008號 
